來大學教書之前，從來未試過教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。為了讓不同文化的人好好表達自己的所思所想，起初我試著摸彷Michael Sandel在聞名國際的Justice課堂的提問和回應方式，拋開自己的主觀意見，讓學生之間有很多互動。
漸漸學生們發現怎樣找到對方發言的弱點，怎樣選擇合適的語彙來做有建設性的理性討論等等，但總是有一個人從不認同大部分人說的話，總是要挑很多問題出來。他的問題其實很有見地，只是表達方式欠圓滑，所以有時我會為他稍稍修飾。
後來在其他的課程裡，剛好又有這種學生，其他學生好像一時接受不了他們的語氣。有時無論說什麼，他們都會質疑，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。很巧的，這幾個散落在不同課程的學生，剛好都是來自同一個歐洲國家。
最初在想，是不是自己的經驗太少他們喜歡質疑我呢? 但認真聽清楚，其實都是對事不對人的批判。日子久了，慢慢發現好像來自這個國家的學生都有這種愛每事質疑的傾向。
終於有一次，有機會和其中幾個來自這個國家的學生聊聊天。我說他們常常能輕易提出極度尖銳的問題，讓我印象很深刻; 他們說，這跟自己國家的歷史有關。本來上世紀初有很多洗腦教育，人民都要聽政府的話，不容獨立思考。戰後很多人覺得這樣是錯誤的，於是教育就強調教導學生挑戰權威，提出質疑。
我們的教育，又因為甚麼歷史原因，變成現在這樣子?
我們那麼強調成績的高低，真的是因為中國人長久以來憑藉考取功名而向上流動的想法嗎? 可是科舉制度早已沒有了，DSE是現代科舉嗎?
DSE的前身是A-levels, 而英國也有A-levels，為什麼他們又看似沒有我們這樣緊張?
如果我們覺得一個教育制度太強調考試是錯誤的，那麼怎樣的轉變才是正確? 難度真的要像tvmost裡羅若off像半開玩笑似的說: 「老師操我幾多個鐘0既TSA，我放學就行返幾多個鐘0既TST」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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